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陆卫明，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历史研究所所长，政治学与行政学系系主任，政治学系主任，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三秦人才”,教学名师，陕西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专家团成员，陕西省社科联特约研究员，陕西省委理论讲师团特专家学者。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发展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价值等研究领域。
冯晔，女，维多利亚vic119中国线路博士研究生
摘要：基于深刻的理论规律之必然、历史实际之已然、民族情感之应然和时代需求之实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在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集中体现在：以新发展理念扬弃朴素辩证与尚和中庸的思维方法，在自我革命中赓续革故鼎新、守正出新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发展了天人合一、社会大同的社会理想，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践行天下为公、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中国共产党继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历史自觉精神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向，以中国精神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立体实践模式。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如何处理本土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时仁人志士们就开始探索和争论的世纪难题。毛泽东曾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命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断。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一个相结合”拓展为“两个相结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国具体实际中最独特的一份思想资源抽象和突显了出来。这一重要论断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既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指引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一面，也包含了中华文明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建设的过程中绵延不断并焕发新生命的另一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质上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学界目前基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首先，从两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交融说、相异互补说、双向动态说三类代表性观点，以论证结合的必要性。其次，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被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容做了丰富的探讨，试图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方法论、价值观、宇宙观、政治观等内容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和会通之处，以说明结合的可能性。再次，从两者结合的路径提出了理论研究“有机”结合与具体实践“有效”结合的路径，探索结合的实践进路。总的来说，思想日益解放、成果日益丰硕。然而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提出，对学界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既需要在理论关系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必然性，还需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探究两者结合的必要性；既需要继续加深对两者会通之处的研究，还需要总结提炼已有的经验成果；既需要从整体角度综合考量，还需要从各个多元主体、历史时段出发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不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产生不少研究成果，但在目前的研究中以中国共产党为视角的成果相对较少，且集中在历史梳理，特别是聚焦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研究目前尚处初始阶段。厘清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情感逻辑和现实逻辑，总结和分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分析生成机理，探寻推动路径，对于进一步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逻辑理路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理论规律之必然、历史实际之已然、民族情感之应然和时代需求之实然。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必然要求，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强大的时空张力。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了欧洲传统历史文化，指出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变革的既定条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同时，他们也认识到文化传统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变革的推动力，“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即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是以现实革命的需求为导向。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观，他批判主张摧毁以往一切文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的条件的观点，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明确了无产阶级文化同以往文化的继承发展关系。但是，苏联共产党没有找到继承和发展以往文化的具体方法。中国共产党则科学地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开放性与发展性，创造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论题，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辩证地吸收、创新、转化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契合之处。这是中国共产党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绵延传承并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比如，大同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契合之处；崇实黜虚的实践理性与唯物主义不乏融通之处；福祸相依的朴素辩证意识与辩证唯物主义遥相呼应。除此之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社会观及民主观都有着一些会通之处。这些为中国共产党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文化沃土。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自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去批判、分析和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把整体思维、联系思维、发展思维和实践思维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扬弃具有历史局限性的糟粕和愚昧，保持开放和包容的本真，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肩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任，在政治秩序与精神秩序的建构上确立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逐渐确立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理性态度。1921年8月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建“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的“新制”自修大学，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人才，凝聚了无产阶级力量，展现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传承优秀传统与博采现代之长的主动意识。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并认为不应割断历史，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批判继承和学习文化历史遗产。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理性态度，中国共产党才能成功抵制“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激发和凝聚了革命时期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争力量。
第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逐步形成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具体方针与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向和方法论，营造了积极开放的文化氛围。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感召力同社会主义生活实践相结合，树立了精神榜样和道德楷模，如雷锋精神、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等，提炼和发展了民族品格与中国精神，激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广泛力量。但是，在这个时期也走过一些弯路，教训值得深刻总结。
第三，改革开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校准了航向。首先，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弘扬提供了开放的思想氛围。其次，在文化建设上，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强调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两为”方向。再次，中国共产党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明确了自身文化身份认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推向了历史高潮。中国共产党开拓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新高度，并在实践中推出了一系列发展新举措：一是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定位，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尚属首次，是立足新时代的科学论断；二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国家规划与战略目标中；三是抓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环节和根本路径，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优势，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指明了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路径。
只有怀揣文化敬畏，进行情感还原，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情感逻辑。人类进行自觉的文化创造，通过历史的不断积累，逐渐创造了各种文明。不同文明中共通的主体意识自觉性和价值归复目的性构成了不同的民族核心价值和情感表达，天然地积累成为不同民族现代社会的底色。情感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重要心理基础，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只有满怀对中华民族、国家和人民的情感，才能激发广泛的人民力量，带领人民群众建立国家秩序、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有效统一的新中国，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饱含对中华民族的自豪之情。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对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历史的自信与自豪，且这种自豪之情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就高度肯定中华民族所创造的农业、手工业、科学发明和文化艺术，并从中华儿女的身上发现和发掘了刻苦耐劳、向往自由的革命性，认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正是出于对民族历史和品格的自豪这一共同的情感基础，才孕育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动广大的人民群众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复兴必然包含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满对家国天下的历史担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基因“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天然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精神世界和情感价值体系的构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长期践行的独有的精神特质和优良传统。“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显示的是先公后私、整体至上的思想价值取向，孕育着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这些理念沉浸在文化基因中，潜移默化在民族意识中，以强大的道德感召力融通在社会价值建构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在寻求中华民族独立和复兴的道路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每当面临历史重大节点、重大风险和时代任务时，中国共产党都能凝聚出诸如伟大建党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虽然精神谱系中的具体内容各异，但无不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感召，无不体现着深刻的民族情感和饱满的爱国情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是家国情感之应然。
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中华传统文化的角色、形式、作用、地位虽有不同，但一脉相承，发挥着自身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成立百年之际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又适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因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构成部分和特色所在，有着更为深刻和迫切的需要。
第一，是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需要。文化领域并不是平静之地，错误的、极端的文化作品和言论会对人民思想和国际舆论造成负面影响，会淡化本民族文化的特性和优势。在新时代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前，需要党领导各族人民，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从而反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创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第二，是进一步凝练中国价值、锻造新时代中国精神的需要。“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抗疫精神和脱贫攻坚精神是中国精神的最新体现和生动写照，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彰显的强大力量，国内外有目共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进一步创造性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凝练、锻造新时代中国精神。
第三，是推进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应对未来风险社会的需要。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目前全球所谓“主流文化”的西方文化却陷入文化困境，而中华优秀文化所体现的文化优势得到了普遍认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人类未来社会可能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新型风险呼吁更多智慧、共识和选择，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期望颇高。
2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在建党百年之际郑重提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新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自我革命以独特的价值内涵和文化特色，是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集中体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引领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从根上区别于人与人、自然和社会对立的西方发展理念，致力于提供最普惠的公共产品。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优秀成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
第一，新发展理念整体上创新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与方法。新发展理念五个部分之间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是动态平衡、互相耦合的有机系统。朴素辩证思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在古代社会发展中处处呈现着人、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关系间的转化，比如“天人合一”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影响关系与和谐状态，“协和万邦”描绘了国家之间的友好联系，“忧患意识”展现了对安乐和忧患之间转化的认知。以辩证思维看到各个因素间的联系和转化，又以“和”作为各因素间的理想状态。基于此，儒家提出“致中和”，道家崇尚“道法自然”，用以达到“和”的境界。中国共产党扬弃了这一思想，并在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三大法宝”间的辩证统一、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方法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大关系”“十大矛盾”的提出等。这些辩证统一的理论思维一以贯之，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蕴含了社会发展的动力、方法、目的和环境等客观规律，并且超越了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科学认识了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发挥底线思维，将“和”发展为一种动态平衡，而非静止没有矛盾的“空”。新发展理念中五大理念间相互耦合，共同促进社会实现动态平衡、安全稳定的发展。
第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承与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具体层面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擅长挖掘这一优势，并转化为新发展理念的养分。举例来说，首先，创新理念继承了“革故鼎新”的思维和精神并融入社会发展中，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科学地把握了创新的本质和规律，既强调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又强调社会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充分激发了发展的活力与持续性。其次，协调理念将传统“允执厥中”的中庸方法论融入发展观中，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追求区域发展多样的同时重视协调发展，打好物质文明发展基础的同时关注精神文明。正确看待发展中的矛盾，协调社会发展中的不同矛盾和矛盾的不同方面，从而在实践中推进社会发展的螺旋式前进。再次，绿色理念汲取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维超越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并在实践观的指导下将绿色融入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追求高质量发展。复次，开放理念传承了“协和万邦”的大智慧。《礼记·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共产党秉承了和而不同、亲仁善邻的胸襟和态度，并将时代价值赋予其上，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贡献中国力量。最后，共享理念转化了“天下为公”的古代社会理想，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知了“公”的本质即人民，明确了发展的主体力量是人民，发展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并将“天下”的内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将“天下”超越时空界限，把共享发展的链条延伸到人类全体和子孙后代，追求发展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自我革命的品质保证了党永葆人民性、革命性、纯洁性与先进性，包含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我完善的积极态度、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崇高品质，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真务实、自省自勉、革故鼎新、居安思危等观念的创造性传承与发展。
第一，立足以人民为中心，在治国理政中保持党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超越封建统治和王朝更替的局限，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勇于自我革命。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习近平指明“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和“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一以贯之，是党初心与使命的集中体现，也是党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有机汲取。在价值观念上，转化和发展了仁民爱物的传统和“民为邦本”的思想，切实以人民的利益与幸福为价值旨归，超越了古代统治阶级和百姓的本质对立，使仁民、爱民不再是手段而能够成为目的和现实，找准了人民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和力量。在治理原则中，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观出发，超越了古代“以民为天”从上至下的路径和依靠“贤君”“能臣”的“贤能政治”，建立了具有严密制度体系的现代民主政治，把传统“百姓”的被统治角色转变为参与国家治理的人民主体角色，建立了人民民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人民至上的国家制度，和德治、法治、礼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自我革命广泛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与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
第二，立足实事求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保持党的革命性。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先进思想开创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汉朝封了一个河间献王，班固在《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中说他‘实事求是’，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自我革命传承了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中国传统哲学中求真务实主张关照现实，崇尚立足社会的学术讨论和道德追求以及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将理想转化为治国理政的良方，是对现实生活和道德生活的双重关照。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全面拨乱反正以及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无一不是党立足中国实际实事求是、自我革命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一次次通过自我革命，纠正错误思想和路线并“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
第三，立足自我完善，在自省与自新中保持党的纯洁性。追求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本质属性，自我革命也汲取了躬自内省的反思理性。中华民族是善于自省、勇于自省的民族，对自省的品质非常崇尚。《礼记·大学》中对君子提出“必慎其独也”的自我监督要求。《论语》中指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和“三省吾身”的自省路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修身养性、正身清心的自我反思品格和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互动耦合，为我们提供了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自省自勉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实践中转化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直面矛盾、刀刃向内”的工作态度和“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党内法规制度。“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
第四，立足与时俱进，在历史自觉和主动意识中保持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品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对新旧更替的认知，并且有反对“奉天法古”，主张“今胜于古”“时移世易”“革故鼎新”的思想。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以史为镜、居安思危，善于运用朴素归纳的名言警句和历史故事提供经验警示作用。“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在著名的窑洞对话中引用的古语，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历史周期率的讨论。习近平认为“这次对话至今对中国共产党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并提出了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大优势的科学论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既守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与之呈现出一脉相承的底蕴气质，又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下保持历史自觉性与主动性，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节点和关键时刻带领中国人民一次次创造奇迹，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2.3 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设想中提出了两大矛盾的解决，一是人和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二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正是以解决这两大矛盾为目标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的区别，习近平将其特征总体上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现代化，内涵非常丰富，其中有两大内涵特征令人瞩目，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这与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设想高度一致，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蓝图在中国的生动实践，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既遵循“人与自然和解”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创造性地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哲学智慧。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纳入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增长和美好生活之双赢、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之统一、代际代内生存发展之正义追求，为消解西方发展道路的困境提供了良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延续“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活美学，树立奋斗幸福观，构建绿色生产生活。从崇德尚俭的生产生活、孔颜之乐的价值追求到“参天地、赞化育”的人生境界，共筑了中国传统社会节制又豁达的生活美学。中国共产党将回归自然、积极生活、追求美好的质朴美学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相结合，以艰苦朴素的作风追求更高层次的道德满足，发扬奋斗精神，抵御虚无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塑造了奋斗向上的幸福观。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现代化。优秀传统文化追求“富民”“均平”“大同”等理念，比如《管子·治国》讲求“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思想。“富民”被作为古代治国安邦的重要内容，其中不乏“制民恒产”“轻徭薄税”等具体措施。“均平”则体现了自古以来的社会公正理想。无贫之均、无寡之和、无倾之安是孔子心中理想社会的特征。在“富民”和“均平”的朴素发展观和分配观之上，“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想社会的终极形态。但“均平”“大同”带有空想色彩，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继承了这一社会理想却未能将其变为现实。中国共产党则不同。毛泽东曾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并将共产主义理想与其结合，通过科学可行的公有制度，开辟了由大同社会理想走向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现实的具体革命路径。随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先富带后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共享与发展的同步”等分配制度的历史实践，使人民富足和社会公平在社会利益的共享共有上获得了统一，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道路。
2.4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又一伟大成果。习近平多次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现代化道路形成极大反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使命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也创造性地转化与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以和为贵、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价值理念和情怀担当。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共同体概念是对传统天下观的有机汲取。欧洲的历史充斥着战争、侵略、条约和殖民，其文化具有分裂、冷战、尚争的倾向，而对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天下大同的社会形态和海内一家的四海关系之追求贯穿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协和万邦”“亲仁善邻”等理念体现出中华文明具有包容、凝聚、尚和、平等、公平、正义等文化特征。中国共产党秉承“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理念，将天下一家、尚和包容的传统与国际主义精神相结合，始终坚信“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结合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精神而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在逆全球化浪潮和西方文化乏力的国际现状中贡献了中国智慧，被世界寄予厚望。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合作共赢意蕴是对传统和合观、义利观的时代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尚“和”，但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合”是在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追求“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国际观为核心，创造性地继承、融合了协和万邦、守望相助、和而不同的优秀观念，立足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顺应交往不断扩大化的社会规律，凝聚出合作、公正、开放的全球治理观。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追求“义高于利”的义利观。毛泽东曾指出，在国家关系中“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将国家治理延伸到国际治理，将“义高于利”的义利观在马克思主义集体思想和人民观念中发展为“义利兼顾”的国际治理观，是对传统义利观的进一步实践转化和理念创新。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人类发展视角是对“为万世开太平”之情怀担当的现代传承。习近平曾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情怀流传至今仍荡气回肠。其中对“天下”和“万世”的担当不仅体现对当下百姓的责任，也凸显了对后世子孙的关照。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理想的中国表达，既谋求和平发展也谋求人类的永续发展，既追求代际内的公正也追求代际间的公正。不同于西方只代表某些利益集团和资本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充满理想与责任担当的使命型政党，能够站在人类发展的视角融通对自由王国追求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情怀，能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提供普惠的公共产品，为变局中的世界提供信心和希望。
3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路径
事实上，除了以上四点，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运用和创新还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多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浩浩汤汤的文化源流，要进一步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路径，推进中国共产党在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结合的路上走得更远更深。
3.1 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真理力量是中华传统文化得以激活和守正创新的重要原因。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行，归根结底在于其伟大的真理力量和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焕发的强大生机。党在百年历程中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指导，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关键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提出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原创性理论，使中国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和目前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相比，中国文化仍存在“文化逆差”的现象，文化自信建设和国际传播任重道远。与“文化逆差”相伴而来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思潮的不断渗入，它们也在网络空间通过隐秘的方式进行传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发挥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文化优势。
第一，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指导地位。这是根本原则与方向，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必要前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愈发受到肯定，国学热在海内外持续升温，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文化氛围，但也出现了一些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提出“儒教立国”“以儒代马”的错误思想，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力量，坚决反对文化复古主义倾向，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创造必要条件。
第二，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这是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关键领域。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斗争精神、实事求是、辩证统一，在改革开放时期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新时代大力倡导的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自我革命等命题，均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以会通之处为桥梁、相异之处为互补，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上均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真理是发展性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深厚的文化宝藏，两者会通之处和互补之处仍有极大的空间值得继续挖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继续找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促进两者的双向互动。
第三，立足新时代社会变迁的伟大实践推进二者有机融通。这是新时代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的实践维度与现实尺度。“实现二者相结合，不是说谁要化掉或代替谁，也不是说要搞什么‘复归’和‘返本’，更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不存在了”，而是立足时代问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特质和核心价值通过呈现不同的文化优势而发挥不同的作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实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实践方法，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想，在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使之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独特的文化优势。
3.2 以历史自觉精神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方向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文化一度处于衰落状态，甚至被视作阻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落后、愚昧和僵化的文化存在，但“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客观地把握历史。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方位和方向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保持高度的历史自觉意识，继续走在时代前列。
第一，自觉地总结和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历史经验。唯物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高度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的理论源泉，“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制度探索，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展现文化优势、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日益向更深层、更广阔的空间发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加强对百年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认知，客观地把握不同发展时期和发展阶段的推动重点，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提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历史方位的判断力和历史作用的领悟力。
第二，客观地认识和判断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现实方位。首先，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中国迈向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一致性。其次，要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需要相结合，有重点、分层次地高效推进。再次，要在国际地位的转变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和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大国形象、促进文化交流互鉴、增强国际话语权相结合，有原则、有计划地高质量推进。
第三，主动地把握和规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未来发展方向。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加速了国际形势的演变，敲响了防范化解未来社会风险的警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形成应对人类未来风险的思维，批判种族主义、地域主义、单边主义，防范和化解风险，为营造和平、稳定、开放的国际环境提供中国力量。中国共产党要站在中国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在国家战略层面和总体布局层面，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同“十四五”规划、2035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相结合，有节奏地稳步推进。
3.3 以中国精神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内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传统文化进行“精华”和“糟粕”的价值判断划分后，通过扬弃的方式传承下来的精神精华及承载精神精华的物质、行为、制度文化。“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价值是中国精神的源泉，在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后，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铸牢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精神为指引，重点汲取精神力量，深度聚焦价值核心，不断赋予时代价值，将中国智慧的精华融入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中，既关照中国人民的精神需要，又关切全球的共识需求。
第一，重点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物质、行为、制度为载体和表现形式，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为核心和灵魂，其中最重要的在于精神层面。“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精神上强，才是更持久、更深沉、更有力量的。”精神精华是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点和着力点。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点汲取更持久、更深沉的精神力量，有效避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功利化、庸俗化、浅薄化倾向。
第二，深度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但在汲取精神力量的同时也面临着庞大的价值和思维体系。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可以深度聚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一方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文化人，关照中国人民的精神需要，增强中国人的志气、底气和骨气，从而在内在层面推动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各国共识，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为全球治理的共识需求提供中国智慧。
第三，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在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锻造并振奋新时代中国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关键节点，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特区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抗疫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等伟大精神，构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要积极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内在关联，在动态的中国精神谱系中，立足时代需要，不断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价值，激发出新的活力，助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探索。
3.4 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思想基础。”立足唯物辩证智慧，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革新的百年历程中，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方法论。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都始终坚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外来文化置于实际需要和开放视野中，不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在古今文化、内外文化的交流中，以丰富的实践活动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新时代，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一，面向社会大众，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主体力量。要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气、培根铸魂的积极作用，塑造向上向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激发人民群众的广泛力量。同时，加强党内文化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赋能。党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倡导，以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会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导向和示范作用，党员学习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也会影响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
第二，深化教育改革，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认知基础。要系统厘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脉络，总结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核心理念，改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方式。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多种角度总结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与核心精神，新时代要聚焦知识脉络的梳理与研究，挖掘核心精神，在育人中提升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知水平，其中要重点关注青少年这个关键群体。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全面树立青少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增强其传承与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意识，培育传承和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人。
第三，立足文化产业，延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链条。“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提升文化服务水平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产业相融合。首先，发掘市场需求，在文化产品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入，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素融入文创产品设计与生产以及更多的产业类型中。其次，发挥原创精神，开发高质量、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品。再次，重视互联网文化平台的开发和监管，重视线上出版、阅读、音乐、电影、游戏等互联网文化产业，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空间。
第四，更新传播方式，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力度。要立足现代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处理好传统媒介和现代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有存在感、更有影响力和更有目标性的方式出现在国内外视野中。首先，针对文化典籍、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要通过创新增强其形式的新颖性、大众性和趣味性等，加深现代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好感。其次，发挥新兴网络媒体，特别是网络自媒体的作用，把“云领域”建设成传承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阵地、新平台。再次，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更真、更新、更巧妙的方式向世界传播，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改变西方落后化、神秘化、妖魔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浅见与偏见，展现真正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担当。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推动和引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获得历史性的提升和飞跃；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智慧和思维是中国共产党独有的文化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启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文化土壤。党百年奋斗历程是不断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给养，使其发挥涵育功能、彰显时代价值的文化传播与继承过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挖掘传统智慧、探寻文化共鸣，激发人民的首创精神，继续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