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党的二大初步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三大还提出了党的中心工作是国民革命运动，但殊为遗憾的是两次会议都未明确提及此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对共产党开展“围剿”，使得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后随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民族矛盾急剧升级，“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1]252。当时中国对外的民族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对内的民主革命，主要任务是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比较这两个主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2]637这就明确提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还提出：“今天无论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3]382这也成为抗战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总方针。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动内战，阶级矛盾再度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腐朽统治。经过解放战争，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革。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随着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341这一判断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党的八大闭幕后不久，毛泽东便提出“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5]166-167，并在此后多次表达了类似意见[6]。最终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将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修改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7]288这也表明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是不够清晰的。既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那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这种错误认识也成为“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依据。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此时，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新研判和界定也成为重中之重，对此，邓小平在1979年3月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8]182基于此，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并经过精练，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9]168。这一概括，把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地规范于需要与生产的关系范畴，是对党的八大所界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延续和回归[10]。1982年党的十二大新修订的党章写入了这一新论断。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保持着连续性，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它的正确性也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11]591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着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对上层建筑的完善，整个社会结构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在客观上要求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和表述也要随之作出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呈现出许多新的阶段性特征，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一些产品甚至出现过剩；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需求日益广泛。我们已经从全面短缺时代走到结构性过剩时代，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已不符合实际，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失衡以及发展不充分；人民的需要也已经超出了“物质文化”的范畴，只讲“物质文化需要”已不能真实全面反映人民意愿。基于此，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11的重大论断，这一论断概括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内容、时代特征，这一矛盾转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全新要求，也成为制定新时代战略规划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遵循。

100年来，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历程看，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分水岭，前一阶段主要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解决这两个矛盾关乎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解决的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问题；后一阶段则是人民需要与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关乎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解决的是“富起来”“强起来”的问题。这一演进逻辑背后又体现着党百年奋斗所坚守的初心和使命。

　（一）生存为基：直面社会发展的基础命题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3]3然而要完成这一使命，就要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要不断壮大自身力量，要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国情、主要矛盾有着清晰认识，并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土地革命前期，阶级矛盾的激化，使党领导的工农力量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可由于在组织上党内一直未形成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和领导集体，在指导思想上又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内外交困一度使党濒临绝境。经过艰苦斗争，党终于在血与火的交锋中选择了自己的领袖，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革命的面貌自此焕然一新。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再度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历经长期抗战，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战胜了强敌，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也得到新的壮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阶级矛盾再度上升为主要矛盾，党紧紧依靠人民，成功打垮了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历经了28年的艰苦奋斗，党直面社会发展的基础命题：挽救民族危亡。在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交织的困局中，党成功解决了这些问题，实现了中华民族更新再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二）突破为先：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多维路径

　　党的八大对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判断，并提出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党的八大之后，毛泽东也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14]216但遗憾的是，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否定了原来的正确判断，错误地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作为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误判导致了后续的经济社会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客观来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本身没有可循的路径供参考，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我们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作出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修改、人民公社化、“大跃进”运动，出发点都是为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只是实践证明，这种脱离发展生产力、脱离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方针并不成功，动机和效果出现了严重背离。从1958年至1978年，由于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出现的误判，我们是难以探索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的。正如邓小平讲到的：“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15]115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的探索出现了挫折，实现中国人民“富起来”的目标任重道远。

　（三）改革为径：厘清社会主义建设新方向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厘定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混乱，已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是错误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是错误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8]250，历史和实践表明，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制度的优越性就自动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生产力就自动实现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就自动得到新的提升。如果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社会主义的本质、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不能够很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人民立场，以改革为径，从生产和需要出发重新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主要矛盾，提出了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厘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方向，使中国大踏步地赶上了时代。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确立了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后，一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我们牢牢把握住社会主要矛盾不动摇，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接续奋斗，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大幅提升，“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3]6，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

　（四）发展为要：回应社会高质量发展诉求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敏锐地把握住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作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判断。从构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人们需求发生了变化，由单纯的物质、精神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是发展水平发生了变化，由落后的社会生产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但进入新时代后，发展的条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资源约束趋紧，原来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市场需求旺盛；现有供给结构中低端供给多、中高端供给少，结构问题突出。面对这种新变化，习近平指出：“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16]51，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就是发展质量不高的表现，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必须推动高质量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把发展质量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16]6面向未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伴随的也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

梳理100年来党探索社会主要矛盾的历程，以及社会主要矛盾演进背后的逻辑密码，为我们正确认识、判断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一个包含理论依据、领导力量、价值准则、检验标准等为一体的完整逻辑框架，这也为我们立足于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向着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宝贵镜鉴。

　（一）理论依据：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来认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观察社会问题总会涉及到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立足点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那么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便需要从生产力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关系出发。进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坚持从这一理论出发，准确地把握了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为成功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马克思曾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7]289-290，对于一个时代而言，主要的问题表现在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上，能否找准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什么时候社会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判断准确，党和人民事业就顺利发展，否则党和人民事业就会遭受挫折。”[18]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不能偏离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轨道，只有沿着这条轨道去找寻时代的主要问题，才能在众多社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形成正确判断。以正确的问题为出发点，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获取的答案也必将符合社会发展要追求的目标。

　　这就启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和判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要坚持立足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首先廓清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坚持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正确提出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为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发挥了先导和指南作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新论断，这一论断同样是立足于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从生产力标准和人民需要之间的关系作出的，实现了社会发展进步的“生产力逻辑”和“价值逻辑”的统一。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战略举措以及所收到的成效，充分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也为未来我们继续深化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奠定了基石。

　（二）领导力量：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中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回望百年，党在探索、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的经验表明，如果党的领导不集中、不全面，保障党正确领导的机制得不到很好发挥，党的领导就会弱化，就难以回应时代诉求、担负时代重任。土地革命前期，阶级矛盾急剧升级，由于党的领导机制不健全，始终未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未形成党的领导核心，在残酷的斗争中遭受了挫折。土地革命后期，党形成了稳固的领导核心，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思想，确保党正确领导的机制得到新的完善，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临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开放后，我们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党的领导机制更加完善并充满活力，为我们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了根本基础。我们重新厘定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我们党有稳固的领导核心，在面对着政治风波这样重大的风险挑战时，能够成功应对，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持续推向前进，在接续奋斗中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起来”。

　　这就启示我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最重要的政治条件和组织基础。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也是我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近年来，随着我国逐步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一些大国对我国开始实施遏制，企图延缓我们迈向创新型国家的步伐、中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之路。而推动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又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要走的道路。形势越复杂、风险挑战越多，就越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越需要习近平作为全党的核心把向掌舵。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向前进，根本原因就是形成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也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把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作为“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首要原则的道理所在。

　（三）价值准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来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100年来，为人民服务始终是党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宗旨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成功解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为的是人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带领人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的也是人民。尽管在探索的过程中也犯了错误，但党并未因犯错误而失去人民的支持，正是因为党始终“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9]66，为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人民仍然相信党。中国共产党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赢得了人民的理解与支持。中国共产党把民心向背视为最大的政治，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3]11再度宣示了党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最根本的价值准则，就是要传承好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至上。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我们提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对此，习近平阐释到：“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20]238。从后续提出的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战略举措来看，立足点始终是人民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胜利完成后，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党又提出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3]12。这一目标的提出、实现，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即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幸福美好生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也必将在更大层面、更广范围不断得到化解。

　（四）检验标准：坚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成效

　　100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每一次判断都是基于当时历史条件，依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作出的，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误判。实际上，误判是事后历史的评断，而当时则被认为是正确的，只是后续的建设实践证明，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正确与否，提出的解决方略是否得当，都要随时以实践为标准进行校正和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性认识的标准，因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21]192。实践的检验标准，比任何抽象的理论和声明都更具有说服力。

　　这就启示我们，检验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成效就必须要坚持实践的标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从主要矛盾提出过程看，这一论断在作出之前是慎重的，是在充分征求了大量意见建议，充分发挥党的民主集中制、集中全党智慧后才作出的。这一论断作出后，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了一系列化解方略。而从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取得的成效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2021连续两年突破100万亿元大关，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了新跃升，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完成等，这也证明了我们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以及提出的化解方略是正确的，它也必将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得到检验并不断丰富完善。